赵信会
2011年9月12日，我作为山东财经大学首批赴台湾世新大学交流的成员之一和其他21名师生告别亲人、朋友，充满向往地飞向台湾。
本次来台湾访学，除有学校安排的任务外，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设定的目标，如查资料、写文章、了解台湾的高校和法学教育，当然还包括感受台湾的文化与生活。时间短、任务多，再加上台湾还常有我们不能外出的、较为“恶劣”的天气，因此我们非常珍惜可以利用的每一天。这期间我们去了台湾的较为著名的高校、去了台湾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听过老师们的上课，参加过台湾较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与台湾的民事诉讼法学同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用台湾学者的话说，是“交流甚欢”，当然，我们也利用节假日了解台湾的文化、生活，甚至努力地、尽可能地像台湾人一样感受台湾的生活。尽管49天和在台湾攻读学位的时间相比不算太长，但是相对于一般的旅游观光时间又富裕的多，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品味台湾，也可以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自我设定的目标。
一、台湾的文化
文化这个词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它可以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可以“文化”的标签称谓之，当然，“文化”一词也是相对中性的概念，比较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我更喜欢用文化一词来概括我的台湾之行的感受。
相对于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地区，相对于出现文化断代的地区，台湾的文化一直体现出连续性，在那里你无法看到纯粹的现代文化，也无法看到纯粹的古典文化，在台湾，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就是那样和谐地融为一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传统与现代同在。
在我看来，台湾人于生活方面以及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保守和传统的一面。台湾的自然环境应当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自然环境的保护方面台湾人更多的强调顺其自然。在台湾很少看到大规模的、非自然性的绿化运动，各种树木、花草都是自然地生长、自然地死亡，并在自然死亡以后回到大自然中。在台湾，山上、河边你可以看到各种满眼的绿色，也可以绿海中发现各种朽木、腐草。嫩叶、新芽与朽木、腐草和谐相处，自然在宁静中，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陪伴人类。当然，在自然的维护方面，台湾人也有积极的方面，在台湾你很难看到遍地垃圾的境况，珍惜环境的台湾人会把生活中的垃圾仔细收起，并认真地将其投放于垃圾箱中。[①]台湾人对于环境的积极维护一方面来自其比较高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也来源于相对完善的制度。在台湾于公共场所抽烟、随地吐痰以及乱丢垃圾都会遭到非常严厉的处罚。不仅环境主管部门严加督查，而且市民之间的自我监督也非常重要。政府也鼓励市民之间的自我监督，并给予监督者以奖励。在台湾甚至出现了以获取监督环境违法奖励为业的新兴职业。
生活中的台湾人是谦和的、知书达理的，在台湾看到最多的是台湾人的鞠躬与微笑，听到最多的是台湾人说的“对不起”、“谢谢”、“没关系”、“欢迎”，感受最多的是台湾人的热情与周到。问路于台湾，不仅会得到台湾人耐心的、不厌其烦的、周到的回答，有时热情的台湾人还会亲自陪你走上一段路，直到你最终弄清了方向为止，问路中你还会得到台湾人的欢迎与祝福。这些，会让所有来台湾的外地人感到温馨。曾经访问台湾政治大学，本来已经收工的公交车司机，坚持将我送到离我们居住的世新会馆较近的公交车站——深坑邮局站，而且还详细告诉我应当换乘的公车。
台湾人的文明或者台湾社会的文明相当多的来自对传统的继承，例如，在台湾礼让师长、礼让长辈是生活的一部分，公交车上、捷运上均设有爱心专座，专门用于60岁以上的老人、孕妇等。这样的文化与传统中的“礼”的要求相融、相洽。不过必须说的是，台湾人的文明更多的来自其社会发展的现代建设。尊重个体、尊重权利已经融入到台湾的文化中、融入到台湾人的潜意识中，成为台湾人生活的重要指导。正是在尊重个体、尊重权利之精神下，你才可以理解台湾的众多文化现象。在台湾机车礼让行人是必须的，是所有人都予恪守的交通准则；尽管大多台湾人崇尚传统生活，但台湾人却一点也不排斥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如此同性恋在台湾并不为制度、社会所禁止，台湾也真的举办了全亚洲最大的同志大游行。曾经去感受台湾的双十庆典，人非常多，有个别人指责一个带了条大狗的看客，但却有相当多的人以这是其权利为其辩护。
作为凝固的文化艺术的建筑也体现了台湾传统与现代并存的风格。不能说台湾没有体现现代文化艺术的建筑，不能说台湾没有与时俱进的建筑。台湾的101大楼到现在仍然是亚洲的最高建筑，其设计的电梯也是亚洲最快的电梯，电梯可以在数分钟内上行至第89层。此外，台北还有桃园地区的现代社区、新光三越现代商圈等现代建筑。但能够成为台湾风景线的更多是传统建筑，鹿港、九份、淡水、三峡的“老街”都是主要的旅游景点，更不用说，遍地开花处处皆可寻得的名称繁多的庙宇了。[②]我们自己去过的著名庙宇就包括台北的龙山寺、鹿港的龙山寺、妈祖庙等。
二、台湾的高校
台湾的高校也非常多，有国立高校和私立高校，我们曾去过台湾的许多高校，有些是专门做学科方面的拜访和交流，有些纯粹是感受学校的文化。在我们去过的高校中，最让我们感叹的应是他们的图书馆。图书馆里资料丰富，这些资料既包括台湾学者自己的著作，还包括各种外文资料，有英文的、日文的，也有德文的。还有民国时期各种档案典籍、法学方面的各地法院的判例。电子资源也非常丰富，在台湾高校图书馆里你可以非常方便地下载各种台湾当地的资料以及各种外文资料。作为到台湾来访学的我们也因此受益良多，从台湾的高校图书馆以及国立图书馆下载了足够我们使用相当长时间的图书资料。台湾高校图书馆的资料可以在对比中得到说明，世新大学是一个私立大学，且是一个规模不大占地也不大的大学，其法学院的法学图书资料，甚至超过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法学资料。必须提及的是，由于台湾曾经历日治时期，受日本制度和文化影响比较大，台湾图书馆中较为重视日文方面的资料，台湾的学者也比较重视日语这一外语的学习。
高校的办公条件差别很大，台湾大学有非常好的办公条件，我应邱联恭教授的邀请，并在邱联恭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台湾大学的法学图书馆、教授工作室等。台湾大学的法学图书馆资料丰富自用不用说了，为此邱联恭教授建议我学习日语，并于方便的时候来台湾大学访学。在台湾大学分别参观了邱联恭教授和沈冠伶教授的工作室，工作室均宽敞明亮，有双排资料架，有宽大的办公桌，有待客的专门区域。在这里，工作、会客具宜，也是在工作室里，我与两位学则进行了愉快的交流。而号称台湾第二位高校的政治大学的办公条件就相对紧张，姜士明教授是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其办公室就非常狭小，除去资料、办公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世新大学的这样的私立学校的办公条件就更不理想了，除有院系自己的办公室和院长办公室以外，教师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是著名的教授也只能在家里办公，更不用说是普通教师了。
台湾高校的管理更多的具有去行政化色彩，台湾高校的管理人员相对比较少，例如世新大学法学院仅有秘书一个、院长一个，秘书协助院长办理各项与法学院有关的事务，虽然辛苦，但却富有效率。政治大学法学院的海峡两岸法制研究中心，仅有一个青年老师在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其他的任务由法科学生自愿者协助完成。学生管理方面，台湾的高校更多的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之背景下，很少看到如大陆一样的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部长等“干部”，台湾高校中比较多是不是学生“干部”，而是“召集人”、“临时负责人”，这些人更多的不是体现出对其他学生的管理，而是其对其他学生的服务。体现学生自我管理的还有相对于大陆的各种“官方组织”，台湾高校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是各种学生团体。这些团体包括音乐、舞蹈、动漫等，甚至同志也可以组成自己的团体。对于这些团体的活动学校一般不予以干涉，由团体自主组织活动。
台湾高校的教学方面，更多的体现对教师的尊重，或者说教学更多的依赖教师的主导性。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内容，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教学方法，也可以根据课程或者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考评方法，无需经过教务处审查批准。在台湾，统一的期末考试，只占学生总成绩的很小的比例，而成绩的重头戏都由老师根据自己平时的教学灵活掌握。于是邱联恭教授课堂上常听到的是“谁能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平时成绩就可以拿到85分”这样的表述了，没有人怀疑任课教师的公正性，包括学生本身也不怀疑教师教师的公正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老师就会非理性的、任自己喜好地为学生评分，教师常讲的是高校教师应当具有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在台湾，也很少见到教务处听课、督导组听课的情形，或者更可能地是台湾就不存在督导组这样的组织。不过教师会自我加压，教师之间有非常强的竞争，同一课程往往几个教师同时授课，没有学生选的教师只能被淘汰，其要么另谋高就，要么提前退休。
高校课堂教学则丰富多彩，老师讲课的过程中，常常偏离原来的论题，然后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地大讲一通，然后，在最后的关头回到论题。即使对于论题本身的介绍也相对零散，学生概括起来也不是十分容易。为此学生在课下要做大量的功课，查资料、准备，甚至要准备文案，以备课堂上学生命自己讲解之用。学生虽然辛苦，但在这样的准备过程中，不是掌握了死的知识，而是学习了获取更新知识的方法，相对于死的知识而言，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让其终身受用。
三、台湾的法学及法学研究
在台湾很多学校都有法律专业，我们访学的世新大学也把法学作为重要学科之一，更不用说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这样的著名学校了。台湾的法科学生的出口非常广，不仅局限于司法职业。不过司法职业是法科学生的最高就业目标，不仅因为台湾的检察官、法官、律师有丰厚的收入，还在于其有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众多的社会问题最终的解决不是依靠政治，而是依靠法律。例如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苏嘉全农舍案以及最近发生的马英九状告民进党诽谤案等等不一而足。但这并不是法科学生的主要就业领域，法科学生通过司法资格考试的比例非常低，为体现司法职业队伍的高水准建设之目标，一般将司法职业的门槛设置的非常高，司法资格考试通过的比例一般为7—8%，而能够有幸成为检察官或者法官的就少之更少，司法资格考试中成就优异的考生才有这样的幸运。更多的法科学生可能从事法律职业以外的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管理、销售等方方面面，也有更多的有成就的法律人最终走向了政界。
台湾的法学教学因为教学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在对本科学生的教学中，教师也要求学生能够于课外做功课、做文案，但更多是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就我从听的几个民事诉讼法老师的讲课，从他们的讲课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特点：（1）比较注重法学教学的实用性。我不知道台湾的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的授课方法，但台湾的部门法学之教学更多的关注法律规定、法律的具体应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关注部门法的法理，而且更关注部门法法条以及实务中的判例。这样的关注实务关注实用性的方法，也体现在台湾的法学研究中，在台湾的法学著作中以及论文中，引用判例是一种通行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研究时尚。没有关注判例的部门法学，在台湾是不存在的。部分民事诉讼法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同时邀请司法实务部门中的人员旁听，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邀请他们亲自为学生上课；（2）比较注重法学理念的养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台湾的法学教师在解读部门法法条的同时，一直不放弃法学理念的引导。邱联恭先生和沈冠伶先生在讲课的过程中比较关注的理念是司法公正、以及当事人权利要动起来的理念，坚持向学生宣讲保障当事人的宪法规定的诉讼内外的权利之理念。姜士明先生则比较偏重司法职业者的良好的职业素养之养成。与一般的传授知识不同，知识可能是死的，但一旦学生形成了或者初步形成了一种理念，则有可能对其以后的职业生涯产生难以抹去的影响。台湾的学者，没有因为其抽象而放弃这样的理念引导，相反一直坚持，这种坚持不仅来源于其对信念的力量的认可，更来源于其自身就坚持这样的信念，并践行之。
而对研究生的法学教学，则更多的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以及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在民事诉讼法的研究生教学中，开学之初，教师就提供给学生许多外文资料，要求学生翻译，并根据其意愿安排他们按次序宣讲，宣讲翻译的内容以及受到的启发。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是主动的，但并不是说教师的工作量减少了，教师要在学生宣讲的过程中，指出学生理解上的不足，同时还要指出原著作者研究中的优点和不足，对院长理论进行建设性批判。可以说教师的工作量仍然很大，丝毫不亚于学生的工作量。当然，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使法科学生的法学学习具有开放的视野。法学的开放性一直是台湾法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可能在日治时期受日本研究的影响，台湾的法学教学比较注重国外的资料，法学研究也非常注重国外资料、制度的借鉴。对国外学说的介绍，是法学研究必须的，对外国制度和学说的批判也是必须的。台湾法学教学和法学研究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台湾法学学者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方面，台湾学者非常注重与境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他们大多是在国外获得的法学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具有对外交往的有利条件和背景。近年来，因应大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快速进步，台湾法学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与大陆法学研究界的交流，经常参与大陆法学学术活动。[③]台湾法学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开放性也因此使我们受益，此次台湾之行，除查阅资料之外，我们尽可能地拓宽视野，力求强化与台湾法学院系的合作。经过努力，我们与世新大学法学院就法学教师的互派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与政治大学法学院就学生实践教学合作形成合作意向。
49天的台湾之行感受良多，受益良多，回来之后正赶上山东财经大学院系合并工作启动，台湾的感受和收获也许会在院系合并工作完成以后，自己的实际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逐渐显现。不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台湾之行对我们的科研、教学是一种促进。
[①]台湾的垃圾箱非常少，要经过很长的路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垃圾箱。
[②]台湾的庙宇多至有“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寺”之说，据说台湾的庙宇超过万座，2000多人就有一座庙，以致台湾的庙宇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世界上较为流传的说法是，台湾的庙宇比大学多。
[③]对于来自大陆的我们，台湾的学者大都非常热情。我与几位台湾民事诉讼法学者的会晤都是未经别人介绍的情况下完成的，尽管邱联恭教师愿意给我做这样的引介。一般地他们会热情地安排我感受他们的上课，然后会请我们美美地吃一顿，并在吃饭的同时就民事诉讼法学的问题进行交流。最后他们还会给我们送上他们的著作。这些民事诉讼法的大腕平易近人的让你无法相信，这和大陆学者的境况恰恰相反。